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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为教:儒释道三教在南北朝时期的确立及互动

2018年9月15日,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了“何以为教:儒、释、道‘三教’在南北朝时期的确立及互动”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历史系的10位学者在工作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三教”之说古已有之,主要指先王“忠”、“敬”、“文”三种教化。到了南北朝,“三教”逐渐成为儒、释、道的代名词。海外学者一般认为,最早提到“三教”这个术语的人是六世纪的李士謙:“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大陆学术界关于三教这一术语的产生年代,一般采用任继愈先生的观点,即认为三教这个术语产生于北周,流行于唐。任先生的观点,基本沿袭于陈寅恪先生:“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三教是否能够确立,魏晋南北朝屡有争议。自汉末老子化胡说风行,至刘宋时期的《三天内解经》尚认为无为大道、清约大道、佛道(佛教)是道教的三个支派,分别适用于中原、楚越、西域地区。而佛教自东晋勃兴以来,逐渐对老子化胡说深恶痛绝,乃至于北周道安著《二教论》,认为儒教、佛教是“教”,而道教不是“教”,只有“二教”而无“三教”。北魏、北周两次大规模灭佛,也都与统治者力图将儒、释、道统合为一种官方教化有密切关系。
近年来,道教何时产生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以“三洞”结构为代表的“经教道教”诞生于刘宋时期,是一些日本学者,以及部分中国道教研究者的看法。甚至有日本学者提出“道教研究的新范式”,即认为“道教”是儒、释、道“三教”之一的道教,中国道教应该放到儒释道三教之中去理解,作为三教之一的道教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道教,道教的主流。南北朝以来,从宫廷到民间,三教论衡之风大盛,留下了《弘明集》、《广弘明集》、《集古今佛道论衡》等大量汇编性资料。可以说,从文献资料到问题意识,南北朝时期的“三教”都是值得我们学界深入反思的问题。
在工作坊第一场论文发表中,北京大学张广保教授认为:在中国思想史发展过程中,东汉时期佛教的传入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而由此引发的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论争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及整体格局。而就思想层面看,此一时期的三教论争主要表现为佛教与道家、道教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争论。通过争论道教与佛教互相吸收,呈现一种互融互摄的景象。佛教对道教无论是从教规、教仪,还是从教典、教团等方面,都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这对道教逐步走向成熟是大有益处的。而道教也为佛教从印度顺利移植至中国,并逐渐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提供了多方面的助缘。
社科院王皓月副研究员进而提出,可以把道教的成立与“三教”的成立联系起来看,并介绍了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的观点,作为“三教”之一的道教,成立于南朝刘宋时期。王皓月副研究员认为早期“五斗米道”等“某某道”的称呼,都指的是道法、道术,而非现在一般理解的教团。这些某某道,在刘宋初年被试图统一为“正一盟威之道”,随即在“佛教”等外部刺激下,又改称“教”。我们常说“神道设教”,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圣人设教”(圣人以神道设教)。教有教化、言教的意思。有教主(圣人)、有经典是“教”成立的重要条件。儒教有“五经”,佛教有“十二部经”,道教有“三十六部尊经”,故而三教由此成立。在讨论环节中,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强调了“政教”在三教成立中的作用;各位学者也都认为在三教概念成立之初,教主是不是帝王或追溯到帝王,可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张广保教授提出,北周道安《二教论》只承认儒教和佛教,不承认道教,重要理由就是道教的教主不是帝王,没有资格制礼作乐,垂范后世。孔子是素王,有德无位,儒教的教主必须是三皇五帝;佛陀本身是太子,而且北朝强调了“当今国主即是如来”;到唐代老子被正式封为玄元皇帝,从而在道教中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工作坊第二场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张雪松副教授讨论了老子化胡的问题。汉末以来逐渐流行的老子不断变化为历代帝王师的传说,受到佛陀本生故事的影响。而当时浮屠与佛,被很多中国人误为两,在老子化胡的传说中,老子或其弟子,先后化为浮屠、佛,成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胡王的帝王师。浮屠生于罽宾,千年之后佛生于天竺。佛出生时有瑞像产生,汉明帝梦金人;汉明梦佛后又衍生出永平求法的传说。而后佛教徒演绎出求法后佛道二教斗法等情节,并谓道家角力失败,刘、吕之徒出家为僧;道教徒进而亦接受此说而批判刘、吕之徒致使佛教在中土流行,谬种流传,故力谏北魏太武帝灭佛,去后汉荒君虚妄,复羲农之治。太平真君七年北魏太武帝灭?诏书中提出西域本无佛教,佛教乃前世汉人刘元真、吕伯强之徒,道听涂说,附会老庄而成。这一说法恐亦出自老子化胡说,诏书中所言刘、吕二人,并非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指当时传说东汉永平求法后佛道二教角力,道家一方失利后出家的“司空阳城侯刘峻”与“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
北京大学王颂教授讨论了东晋名僧支道林的佛学思想与庄子学的关系。他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探讨了何为支遁有关庄子的新解。他指出,支遁的思想对郭象有诸多继承,但也有根本不同,其庄学阐释和即色的般若学说,并不同于郭象的独化说,回归了道体一元说。他还认为,支遁逍遥义与即色义中所体现的老庄学说,并非所谓格义的产物,也就是说,并非仅仅是借助老庄来诠释佛理,而是在潜移默化中将二者打造成了水乳不分的整体。为此,他进一步探讨了有关格义的一些新看法,指出在东晋时期“格义”可能并非一个专门术语,在一些文献中出现的“格义”一词就是滞文格义之意,并非误读,将格义界定为诠释方法更多是现代学者的建构。王颂教授关于“格义”的新看法,引发了与会者热烈的讨论,大家比较倾向于认为“格义”作为一种用本土思想理解外来教义的方法是实际存在的,但是否当时形成一个叫“格义”的专有名词,被社会普遍接受,确实可以再讨论。此外,张雪松副教授认为,支道林对逍、遥的新解,确实可以从色、心两个角度去探讨,但也可以从大乘菩萨不受外物所累,以及佛菩萨感应众生,这两个角度去探析。
工作坊第三场发表,四川大学于国庆副教授从道派间相互认同的关系来谈道教作为一个“教”的统一性问题。于国庆副教授选取的切入点,是南北朝各道派都比较认可和在宗教仪式中普遍流行的“盟信”。两晋南北朝时期,各道派较为普遍地认为,道教科法中的盟信之举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认为只有经过盟信之环节后,后面的授受经书、依科施法方才有保障。于国庆副教授梳理了“以物盟信、以信效心”思想的多重内涵,而后考察了“以物盟信”出现的科法场景和盟信之物的材质、物象、数量和贵贱等等,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以物盟信、以信效心”思想所展现出来的道教科法和理论特色。在讨论过程中,王皓月副研究员强调在我们的研究中不应该把今人一个实体化的“道教”理解强加到古代。张雪松副教授认为盟信可能是对稍早前道教中“明师”收徒时各种考验的一种“标准化”。
中国人民大学姜守诚教授,以《魏书?寇谦之传》为中心,探讨了六朝道教史料的真实性问题。在中国道教史上,寇谦之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道门领袖。在其求仙学真的道路上,成公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引导寇谦之做出入山隐修的正确选择,并在山居期间对其指点迷径、保驾护航,从而演绎了一段互为师徒的佳话。有关成公兴的记载,各类历史文献及道书经籍中的描述不尽相同,故而塑造出不同的人物形象和身份特征。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勾勒出成公兴的人物形象,从原本真实的“游遁大儒”到后来虚构的“谪降仙人”的演变过程,藉此反映出造作者的宗教信仰、社会背景、写作目的和心理动机。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认为《魏书》的史料来源相对简单,《寇谦之传》的史源应该是寇谦之的行状之类的材料,很可能来自寇谦之本人的自述,而非史书编写者的造作。
工作坊第四场发表,北京大学杨浩助理教授探讨了皇侃《论语义疏》三教交涉。《论语义疏》是从日本回传的文献,但四库全书馆臣进行了不少删改,从本世纪初《儒藏》本开始,国内学界才能比较方便地看到《论语义疏》的全貌。《论语义疏》虽题为皇侃所撰,但其中不仅收录有《论语集解》全文,而且还广采梁代之前数十家对《论语》的解释。魏晋以来,玄风大畅,以王弼、郭象为代表,纷纷援道入儒,形成新的思想风气。《皇疏》所引多家亦多袭染玄风,皇侃身在佛教流行的梁代,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皇疏》在体例与语词等方面受到佛教的一定影响。与会学者就《论语义疏》中用至人(佛)无梦来解释孔子不再梦周公,以及性情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北京大学程乐松教授发表的题目是《教外之信——“迷信”话语的形成》,程乐松教授认为在南北朝时期,在儒释道三教之前还有规模庞大的“迷信”,三教常常以批判“迷信”的方式来构建自身正统性,在天命运行、教理教义正邪、伦理道德等方面判别“迷信”,构建一种“秩序”。我们在讨论三教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在三教之外的这部分内容。仇鹿鸣副教授等学者认为“迷信”这个概念过于现代化,如果使用“淫祠”可能会更好。
复旦大学仇鹿鸣教授认为唐中期前的思想史常被称为“平庸的盛世”,而在他看来唐中前期的思想史是直接继承南北朝后期的,但在缺乏材料的情况下如何书写唐中前期思想史呢?仇鹿鸣副教授试图从当时人的“行动”来探析思想。即对安史之乱后对与投降者普遍同情,对于杀戮“贰臣”的官员被普遍反感的这一事实,说明儒家严格而高调的君臣伦理规范还没有深入人心(要等到安史之乱后三十到五十年),唐中前期士大夫秉承的还是南北朝中后期世族的忠孝观念,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讨论过程中,张广保老师认为即便从儒家本身看,“经部”中还是有大量材料的,不能说唐中前期没有可供研究的思想史材料。
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的部分师生,以及中国佛学院、中国道教学院的法师和道长旁听了会议,一些听众还就学者们的发言提出了问题并参与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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